在现代社会法治国家，公民存在和活动的范围远比以前的管制和控制社会宽泛。
在公共生活日益理性化、文明化的时代，现代国家治理也应体现一种 公共理由之治，即国家做出某项决策、建立一项制度之后，应向社会阐释其公共理由或公共价值。春秋时期有齐桓公的 葵丘之盟，晋文公的 践土之盟; 西汉时有汉高祖刘邦与群臣之间的 白马之盟; 唐朝时有唐与吐蕃之间的 长庆之盟; 辽宋夏金时期有宋辽之间的 澶渊之盟，等等。
由于不严肃宣誓涉及对国家象征的尊严的侵犯，因此可依据《国旗法》《国徽法》《国歌法》《刑法》等对其加以处罚;或者可以把不严肃宣誓视为拒绝宣誓，对于拒绝宣誓者可取消其任职资格。对宪法宣誓制度的公共阐释则有助于消除分歧，凝聚共识。其次，宪法宣誓是一种宪法规定，违誓必然构成违宪，但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即使能够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违誓，也很难对其加以追究。宪法宣誓正式入宪，宪法宣誓制度得以正式确立。第一，从宪法宣誓中的 承诺的角度来看，宪法宣誓有助于国家公职人员树立正确的政治忠诚观。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宣誓是对承诺的宣示，但是宣誓并不等同于承诺，区别如下: 首先，宣誓对主体存在一定的资格要求。1947 年，由南京国民政府所颁布的 《中华民国宪法》亦要求总统宣誓遵守宪法，但由于 制宪国大遭到了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一致抵制，它所颁布的宪法连同宪法规定的宪法宣誓制度都不具有合法性。不可否认，收集违法事实的便捷性是以克减用路人程序性权利为代价的。
首先，在属于交警职权范围情形下，交通秩序为主人权保障为辅的新秩序观强调交通秩序和人权保障的先后顺序，主要是指交通秩序应当作为第一考量次序，人权保障应当作为第二考量次序。无疑，生成于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秩序的新秩序观会影响交警非现场处罚的司法裁判立场。只不过，交通秩序并没有达到被奉为圭臬的程度，而是与其他价值元素处于同等位置。改善了交通警察的执法环境。
[6]参见《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推广使用交通监控系统查处交通违章做法的通知》（公交管〔1997〕14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广使用路口闯红灯监控技术的通知》（公交管〔1998〕23号）。易言之，在非交警职权范围内，交警应当主要依法从事职务协助行为，按照职务协助的要件，完成相应协助义务即可。
在行政权谱系中，警察任务主要是指交通秩序之维护及社会秩序之维持，[26]或者将其称之为公共安全与秩序，[27]这已然成为警察法学界的基本共识。[39]参见王石、金斌等：《交警非现场执法效果分析》，载《交通信息与安全》2014年第3期。这就给公安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按照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3条有关机动车驾驶人在现场与否的不同处理规定，倘若交警依据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的违法事实作为处罚证据，那么，违规临时停车的机动车驾驶人本可以在交警指出违法行为，并给予口头警告立即驶离而免受行政处罚，然而，由于非现场执法并不能充分考虑机动车驾驶人是否在现场这一情节，原本完全可以避免的临时违停罚款，因为交通技术监控的机械性而难以避免。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行终776号行政判决书。[23] 十九世纪初，自由主义盛行，警察依然是国家职权的主要行使人，然而，其全面干预的介入私人权利的方式开始被反思甚至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控制介入的程度，将其限定为防止危害的消极秩序行为，以此获致自由权利的保护效果。二是，不利于人民满意型法治政府建设。交警非现场查处行为有效避免了违法行为人的现场对抗情绪，缓解了有可能产生的执法矛盾，缩短了民警和违法行为人因现场纠违而滞留在高速公路上的时间。
这也是交警权力的功能表达。经过比较可以发现，《城市交通规则》和《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立法目的条款中使用的是交通安全的表述，而《道路交通安全法》表述为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
新秩序观不仅具有国内外立法例的规范印证和双重维度下富有操作性的适用逻辑，而且具有秩序与人权同等保护论和秩序维护至上论难以比拟的理论优势。秩序维护至上论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申言之，前者涉及的交通安全不限于以用路人为中心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的安全，还应当包括道路基础设施的安全。这可以从公安部就李朝鲜等30名代表提出议案的办理意见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做出的有关目前应认真执行好已经出台的相关配套规定，严格、规范执法审议报告中得到印证。正是因为非现场执法背景下用路人参与权利的缺失，与之相配套的程序性保障机制也同样缺失。值得一提的是，在制度设计之时，立法者已然充分考虑到人权保障元素的精准表达。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形，是因为交警非现场执法无法做到像现场执法那样，不仅可以对违法行为人进行面对面教育并直接要求现场予以纠正，而且可以通过表明身份、说明理由、陈述申辩等程序机制，让其切身感受到因何违法、为何违法以及违法后果，进而实现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行政处罚基本原则。执法成本既包括交警出警现场而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直接成本，也包括因现场查处违法行为产生的矛盾纠纷以及可能增加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风险等间接成本。
由此，全面把握交警非现场执法的理论根基可以从双重维度展开：其一，从一般警察权演进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探求其承载的价值，这可以宏观把握其生成场域。同样以是否增设电子警察为例，在秩序与人权同等保护论之下，如果遵循维护交通秩序的价值理念，鉴于电子警察可以减少司机因违章开车而引起的交通事故，[44]特别是，虑及电子警察的使用对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全功不可没，[45]那么，增设电子警察将是题中之义。
[30][德]Scholler:《德国警察与秩序法原理》，李震山译，登文书局1995年版，第79页。[45]参见刘星：《电子警察法律问题研究》，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5期。
[34]不过，上述立法例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新秩序观的贯彻落实只限于警察法层面，并未出现在道路交通法律规范之中。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4期 进入专题： 电子警察 非现场处罚 非现场执法 理论根基 。
参见胡敏洁：《论自动化行政中的瑕疵指令及其救济》，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24]因而，在信奉秩序优先的同时，人权保障应当作为警察权承载的重要价值。（一）新秩序观之于立法的解释力和完善建议 关于新秩序观对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律规范立法目的条款的重构功能及其完善方案，笔者曾撰文做过研究。在当前已有告知、陈述、申辩等事后程序规定的情形下，事先程序性设计应当被重视。
加之，在现代社会已然进入风险社会的不争事实下，面对周遭世界的不确定，不仅个人需要不断地进行风险管理，现代国家的政策也必须更多地以管理不安全性为目标。2.交警任务及其功能定位 需要追问的是，在自由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时期，因存在干预意涵上的差异，交警是否也应顺势在秩序维护和人权保障的选择上进行调整呢？无论是否调整，都应当在尊重交警权力秉性的基础上进行。
然而，一味关注秩序、效率的秩序维护至上论可能与之背道而驰，尤其是，其效率至上的价值目标定位就导致了忽视公平正义的伦理原则的潜在危机，并进一步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和民主危机。[26]林明锵：《警察法学研究》，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422页。
[38]不限于此，有学者通过对接受非现场执法的729位驾驶员做过实证研究，也得出告知手段、告知时间、缴款方式等程序性问题直接影响了非现场执法效果的结论。[51]参见周佑勇：《裁量基准的技术构造》，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5期。
对此，非现场执法收集违法事实的便捷性功能正是为解决上述难题而存在，与交通秩序恢复即时性的内在要求趋于一致。在此基础上，着力解构其生成场域及基底属性，尝试明确统摄性的理论根基，进而以此来解释相关制度和疑难问题，最终实现交警非现场执法制度重构的理论功效。那么，新秩序观对于当下和未来交警非现场执法有哪些现实意义呢？概言之，新秩序观对于我国相关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具有解释力和建设性。交警非现场执法有两大特点，即收集违法事实的便捷性和查处违法行为的全面性。
很显然，该规范结构中五项子目的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递进关系或可辨识的种属关系，彼此之间皆为独立存在的且体现交通安全特色的价值要素，这不但符合了一个目的如果不是特殊的目的，就不是目的的论断，[17]遵循了《立法技术规范（试行）》直接、具体、明确的基本要求，已然尽可能地表述法律的直接目的，[18]而且抛却了间接目的的政治性表达，选择了富含诸如秩序、安全、效率、权利等法的价值元素的话语表达。后者关涉对象更为具体，内容更为清晰，特指用路人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安全保障。
即便如此，告知、陈述、申述等程序性权利是否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应当成为法院司法审查的重点。三、正本清源：新秩序观的提出及证成 （一）作为理论根基的新秩序观 1.新秩序观的意涵及构造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明确恒定化和精准化的交警权力功能。
第二，法院司法审查不应简单地限于自动化行政输入资料的形式审查，而是应当基于用路人权利保护的实质审查。[47]除此之外，新秩序观对于相关立法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即对于既往及当下法律规范的解释力和对于立法的完善建议。